本网讯（通讯员 詹钰炜）12月27日下午，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系副系主任余玥应邀做客“珞珈美学讲坛”第二十二讲，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振华楼B214报告厅作了题为“何谓艺术的客观性？——伽达默尔的黑格尔美学解读及其问题”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贺念副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弘毅博士后李寒冰、宋奕璇担任对谈人。包括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王咏诗副教授在内的院内外50余位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贺念副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余玥老师简要阐述了其涉足美学研究的缘起。他指出，美学思考与现实生活之间包含着紧密联系，今日探讨的“艺术客观性”问题，亦蕴含着强烈的实践取向。余玥老师指出，“艺术的终结”至今仍是美学界的热门论题，并被普遍归源于黑格尔。后世如海德格尔、丹托及伽达默尔等，均在此论题上留下了重要阐释。其中，伽达默尔因其对“艺术消逝”特性持续、丰富的讨论，成为厘清后世阐释与黑格尔本意之间关系的绝佳参照。

余玥教授主讲

第一部分：伽达默尔论黑格尔

余玥教授系统阐述了伽达默尔对黑格尔“艺术消逝”说的三层解读。首先，伽达默尔承认与黑格尔的出发点相似，即都关注艺术作品意义在历史中的变迁及其“分界线”问题。他认为黑格尔的答案是：这条分界线由“正在发生的未来”亦即“时代的共同意识”所划定。艺术的理解总是从当下出发，将过往“扬弃”于当前的时代精神之中。

其次，伽达默尔进而提出三点关键批评。第一，他认为黑格尔将艺术的重要性转移到了对艺术概念的哲学反思和时代精神的“教化”之中，但这种基于统一时代精神的教化在现代已经“自行崩溃”。第二，黑格尔将“美”和“美的艺术”置于共同体形成之后，视为时代精神的产物与效果；而伽达默尔借助柏拉图传统和海德格尔存在论，主张“美”是对源初显现的创造性回忆，它先于任何共同体并构成其可能性的条件。第三，黑格尔美学最终旨在体系性地超越艺术，迈向哲学的形而上学概念真理；伽达默尔则认为真正的真理寻求应是一种非体系的、在对话与“遭际”中“击打而出”的阐释学活动。

第二部分：黑格尔美学的再解释

在重审伽达默尔解读的基础上，余玥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伽达默尔的批评建立在对黑格尔的误读之上，黑格尔的“艺术消逝”说并非艺术的葬礼钟声，而是一场为“美的艺术”奠基的批判性与建设性战役。

余玥教授重新提炼了黑格尔“艺术消逝”论的五层含义，并着重指出后两层为伽达默尔所忽视。其一，“消逝”不等于“终结”，黑格尔从未使用“终结”一词。其二，“消逝”说的语境在于，艺术的价值不能仅从形式与内容分析，必须被置于更广阔的精神媒介比较中。其三，它特指古希腊“古典艺术”在基督教文化冲击后的消逝与“浪漫艺术”的诞生，而非一切艺术的终结。其四，它旨在反对启蒙现代性中将艺术工具化、贬低为感性附庸的“理性教化”。其五，它同样反对谢林等人将艺术绝对化、神话化的“新神话”主张。

余玥教授强调，黑格尔真正心仪的是席勒的中间道路。席勒的“审美教育”并非营造一个虚幻的审美王国，而是旨在通过美的“中和”作用，疗救现代社会的分裂，为未来的良善政治共同体培养有教养的公民。这正是黑格尔所重视的“美的客观和解作用”。因此，“艺术消逝”是一个批判信号，意在清理战场（工具化与神话化），从而为作为一种“精神科学”的、具有现实客观效用的美学奠基。

余玥教授进一步阐释，黑格尔美学作为“科学”，其对象是“美的艺术”。美的显现（Schein）内蕴真理，其核心功能在于“中介”与“和解”现代精神的分裂。黑格尔从康德、席勒的思想脉络出发，但超越了康德的主体性局限，致力于探讨美在客观社会、政治现实中的和解效应。他批评那种迎合“时代精神”的肤浅艺术，也反对僵化的复古主义，转而提倡一种“真正客观和适配的方式”：即基于“民族”精神具体性的、古今与各民族之间的艺术对话。

最后，余玥教授将黑格尔的美学方案与伽达默尔阐释学路径进行了对比。他指出，伽达默尔强调所有艺术都源于对同一传统源泉的创造性回忆，但这难以解释艺术之间真正的、有承担的差异性从何而来。而黑格尔则深入具体民族的社会政治现实、认知模式与情感结构，将美的艺术视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综合点。艺术的客观性，正体现在这种具体、多元的精神形态通过对话达成的和解与自由显现之中。

在随后的讨论交流环节，现场师生围绕讲座内容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对谈人李寒冰老师首先对余玥教授的讲座表示感谢，并提出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她聚焦于讲座的核心概念，探讨了“艺术的客观性”的具体内涵，即它究竟是在康德式的普遍可传达性意义上，还是在黑格尔式的、能产生现实社会政治效果的意义上被界定。其二，她进一步追问了黑格尔哲学中“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及艺术在此间扮演的角色。

对谈人宋奕璇老师则从艺术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分享了她的思考。她认为余玥教授的解读为重新审视黑格尔美学在艺术史书写中的遗产提供了新的契机，尤其是其“均衡器”的视角，有助于反思从强调“时代精神”的德语艺术史传统，到关注社会关系与制度实践的英美新艺术史之间的范式转换与内在关联。她亦就黑格尔方案如何处理艺术创作与接受中的偶然性因素提出了疑问。

讨论进一步展开，在场师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一是关于黑格尔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在当代被独立强调的独特价值；二是针对伽达默尔与黑格尔的根本分歧，特别是在“对话”是否应预设终点、艺术是返回传统还是面向现实的中介等问题上的不同路径；三是触及艺术实践中的具体困境，例如如何理解当代艺术创作与公众接受之间的隔阂，以及黑格尔的美学框架能否有效解释创作者与公众在审美判断上的“犹疑”状态；四是对“差异性”本身的哲学探讨，涉及对差异的言说是否必然抽象化，以及黑格尔体系如何容纳非线性的、突变的经验。

针对上述问题，余玥教授结合黑格尔文本与当代艺术现实，逐一进行了细致的回应与引申。他进一步阐释了黑格尔“客观性”概念的复杂层次，强调了其在跨民族、跨文化对话中的开放性与实践指向；也辨析了黑格尔方案与单纯“返回传统”或“预设同一”路径的区别，重申了其在面对现代性分裂时，寻求通过美的艺术达成现实和解的深刻意图。

讲座尾声，主持人贺念副教授代表主办方及现场师生，向余玥教授致以诚挚谢意，高度肯定其演讲见解深刻、内容凝练的鲜明特色。本场讲座兼具开阔视野与现实观照，最终在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编辑：邓莉萍  审稿：贺念  终审：刘慧）